机中，哥廷根相比其他的德国城市要安静不少。但是经济危机带来的影响也是清晰可见的。

    诺特女士如今在哥廷根大学已经有了正式的教职了。但是因为经济危机的影响，哪怕是哥廷根大学的教授，生活都非常的艰难了。因为通货膨胀的影响，哪怕是希尔伯特先生，他拿到的工资，都已经只能让全家人啃面包了，好在希尔伯特先生以前有不少的积蓄，而且他很明智地将这些积蓄都换成了英镑、法郎以及美元。所以希尔伯特先生在生活上还能维持高级知识分子的体面。至于诺特女士，她的教授职务的工资比希尔伯特更少，而且她得到教授职务的时间也更晚，她没能赶上二十年代早期的好时光，所以她现在甚至还需要干一点兼职才能保证家用。而她的兼职当中，就有给一些学生——主要是外国学生提供有偿的数学方面的辅导。

    在传统上，正规的教授干这种事情，是有失身份的，如果放在后世的某国，在职教师干有偿家教的事情，一旦被发现，是要开除公职的。但是在如今，事实上哥廷根大学的教授当中，不做有偿家教的已经没几个了。这样的教授，要么是像希尔伯特那样的，早年间有积累，而且还很明智的将这些积累早早地换成了其他的更可靠的货币的；要么就是家里有其他收入，本来就不靠当教授的那点工资的。

    除了教授们的生活日益窘迫之外，即使在这座大学城中，都处处可以看到德国如今的政治局面的变化。比如说，李谦就告诫过学生们，在德国，轻易不要独自上街，因为即使是哥廷根这座大学城，治安情况也不太好。支持德共的人和支持纳粹的人经常在街上发生冲突。德共的支持这倒也罢了，那些支持纳粹的冲锋队，对于黄种人，可真的谈不上友好。

    不过总的来说，在哥廷根这样的大学城中，左翼还是天然的更占上风一点的，所以这里的情况，比起德国其他城市倒是要好不少。但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，就连哥廷根这样的城市，都有 “褐色瘟疫”在活动，其他城市的情况，更是可想而知。

    至于爱因斯坦居住的柏林，那更是斗争最为激烈的城市。所以当李谦准备去柏林的时候，黄婉贞还真有点担心。

    对此，李谦表示：“不要紧，要论周围的恶意，某些德国人对黄种人的恶意，绝对比不上对犹太人的恶意。更不要说在上海的日本人对我的恶意了。而且爱因斯坦都能在这里生活，我更不是问题。所以，这根本就不用担心。”

    事实上这种说法完全是有道理的。中国人当然是在歧视链的底层，但是因为中国人和德国人并没有利益上的太大的矛盾——现在和德皇威廉那会儿可完全不一样了，德国根本就没有能力将手伸到中国来，而中国人在德国的数量也有限，不存在什么中国人抢了德国人的饭碗的问题。总的来说，就是无论是德国和中国，或者是德国人和中国人，都没有什么利益上的冲突。任何后面没有利害冲突的矛盾或者歧视，都是不足以引起什么太大的行动的，因为采取行动是要付出成本的。

    所以，李谦在柏林的行动相当的顺利，虽然他刚一下火车，就在柏林火车站外面遇到了一起冲锋队和德共的支持者的冲突，但是双方都忙着打对方，谁也顾不上李谦他们。李谦他们几个倒是远远地找了个视野开阔，又相对安全的地方看了把戏。

    当然这出大戏还是干扰了李谦他们的行程，原本按计划，李谦他们应该在中午就抵达爱因斯坦在柏林郊区的住处。但是因为冲突导致的混乱，李谦他们直到傍晚才得以抵达，以至于让很多记者都等着的新闻，只能推到明天了。